左岸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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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东西终于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文化研究”

anna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商品和物的体系包围了人，并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功能。重要的是，与阿尔都塞所分析的国家、学校等机制的活动方式不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主要是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正是以此变化为北京，一批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批评家开始了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开拓，节日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

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都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因此，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对“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的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

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会与跨国的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相互交叉，那么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应该是很明显的。文化研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否可能？分析文化和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认识这个变革的一种有效途径？伯明翰学派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借鉴，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某种思想和理论资源？

除了以上考虑外，文化研究还有其他使中国知识人重视的理由：

它是对20世纪知识分工过于细密的反动。一方面，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各学科之间鸿沟逾深；另一方面对这种僵死的知识分工的批评从未中断，许多批评者都指出，追根究底，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服从发展技术、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由于科学主义正在这过程中建立了它的权威地位，人文知识领域也不得不受其统摄，于是本来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两股道上跑车的人文知识，也按照科学知识的分类模式进行了细密的分科和分工，由此形成20世纪知识发展的基本格局。